中国企业家的自我救赎

在接受《财经》杂志的专访时，联想集团掌门人柳传志先生坦率承认，他所代表的整个企业家阶层，“是很软弱的阶层。”软弱表现为如下两点，其一是不敢抗争：“面对政府的不当行为，企业家没有勇气、也没有能力与政府抗衡，只能尽量少受损失。”其二是缺乏公共关怀：“我们只想把企业做好，能够做多少事做多少事，没有‘以天下为己任’的精神。”

强权面前，谁都是弱者，企业家——哪怕是柳传志那样的大企业家——也不能例外。但是，中国企业家其实并不是完全被动的，在公共空间中也并不是无所作为的。当下中国社会的一个明显特点，是多元与复杂。这注定了有太多缝隙，可为新思想和新力量的生长提供空间。

如学者孙立平早就指出的，当下中国的一个严重危机，即社会断裂。各个族群彼此远离，彼此隔膜，彼此误读，在这个过程中不断累积着怨愤乃至仇恨。其中最危险的断裂，则是中产和企业家阶层，跟底层民众的断裂。

本质上，中产和企业家阶层，跟整个的底层，面对的往往是同一个问题，即法治的缺位，其共同的命运和目标也最需要形成合力。但偏偏在最需要合力之时，社会断裂却在不断扩大。这决非国家和民族之福。

这应主要归咎于中产尤其是企业家阶层。当下中国的中产尤其是企业家阶层的精神气质，与学者金雁在她的新著《倒转“红轮”：俄国知识分子的心路回溯》中，所着重解剖的19世纪俄国的军功贵族阶层非常接近。

19世纪俄国的军功贵族阶层，是一个正在觉醒的阶层，是一个开始具有人道与悲悯情怀的阶层，是一个有良知有追求的阶层。所有这些，在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屠格涅夫、果戈理、赫尔岑的作品中，都有充分的展现。他们可以说是俄国思想启蒙的先驱。但是，他们所有这些努力，并没有能够消弭底层民众对他们的深刻怀疑乃至仇恨。贵族与底层尖锐对立，这种对立甚至有时候超过了专制统治者与被女性健康知识统治者之间的对立，这是俄国民粹主义狂飙突进，最终引爆“十月革命”的重要原因。俄国的整个军功贵族，先是在革命浪潮中被迅速边缘化，接着被当作革命的敌人，最终被全部打倒。

为什么努力了而没能得到正果呢？换句话说，为什么俄国贵族与底层的冲突不能解决呢？最致命的因素，在于贵族自身的人性弱点，即他们的二元人格。他们的大脑往往是清醒的，但是他们的屁股则坐在既得利益这一边，坐在特权这一边。清醒的大脑指挥不了屁股，反而被屁股所制约。这就导致了他们思与行、言与行的分裂。他们思想上反对沙皇，现实中却受沙皇的恩宠，因为沙皇的恩宠不劳而获、养尊处优。他们明知这不道德，所以他们不断地自责，不断地忏悔。但在行动上，他们却不能果断拒绝恩宠，不能拒绝自己的既得利益。他们没有完成自我救赎，也就不可能得到底层民众尤其是平民知识分子的原谅。一旦革命突如其来，他们就只能被全面清算。

今天中国的中产尤其是企业家阶层，跟当年俄国的军功贵族何其相似？他们往往跟权力走得太近，往往因与权力的近距离而受荫庇，其财富的得来往往不明不白，即往山东最好的银屑病医院往都有人们通常所说的“原罪”。但是，跟俄国军功贵族不同的是，中国的中产尤其是企业家阶层，缺乏内心的自审，缺乏忏悔和自救能力。所以，中国当下的社会断裂，尤其是企业家阶层与底层民众的断裂，可能比当年俄国军功贵族跟底层民众的断裂更严重。中国底层民众的仇富情结及均贫富的要求，也就比当年俄国底层更强烈。

其实，中国的企业家阶层蕴藏着良知的巨大冲动、善的巨大冲动，只是太缺乏能够容纳这些冲动的制度环境及相应的组织平台。这让我想起了中国的一群顶尖企业家，他们通过阿拉善SEE生态协会这个平台，承担自己的环保与社会责任。而创办SEE的初衷，是要在资本的上面生长精神。它不止是救世，更是自救，即中国企业家阶层的自我救赎。这种自我救赎之于社会和解，之于社会力量的整合，无疑具有关键的作用。

如果SEE这样的社会实验在社会上充分普及，因而变得很平常很平淡了，那时，中国企业家阶层的自我救赎也就做得差不多了，中国社会的整合与和解的前景就非常广阔了，被清算、被打倒的噩梦也就不会再来。（笑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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